70年前，抗联三支队里有一名深得大家喜爱的鄂伦春族战士莫桂林，他开朗、正直、英勇……特别让大家难忘的是，莫桂林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一次次让战友们在困境中闯过难关，他的鄂伦春民族身份也让抗联三支队与鄂伦春族群众沟通顺利，为战友们争取到支持，甚至避免了流血冲突。

　　“父亲生前常常念叨莫桂林，说他善骑善猎，机智勇敢。许多战士没有野外生活经验，他就一点点儿地教，耐心细致地告诉大家一些常识。”王明贵长子王晓兵说。

　　鄂伦春族青年莫桂林家住逊河哈拉奇口子。18岁那年因反满抗日被抓进孙吴县辰清警察署牢狱。那时，这个罪名是头等罪行，抓进警察署后他被打得死去活来，毒打和折磨更使他痛恨日寇和伪警，也更加深了反抗日寇的决心。

　　1941年4月下旬，王明贵带领抗联三支队攻克了辰清，缴了警察的械，打开了牢房，莫桂林与难友一起获得了解放。

　　听了三支队的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后，他激动地说：“我要参军，和你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但他又有点自卑地说：“我耳朵被折腾得有点毛病，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要我？”接着，他又恳切地请求：“我是打猎的，会骑马又会打枪，就收下我吧！”王明贵想，大兴安岭林区有鄂伦春猎民，部队里有鄂伦春族青年便于联系鄂伦春族猎人，于是热情地收下了莫桂林。

　　莫桂林参军后积极肯干，不论是骑马打前站还是喂马、拾柴点燃篝火，他都手到擒来，做得很熟练。雨季来临，在林区行军如何找好路，行军时不陷进塔头和泥塘，如何驱走蚊虻和小咬，他都给战友们介绍了好经验，得到了大家的真心称赞。

　　1941年7月，王明贵领导的抗日联军三支队甩掉了日伪军的尾随追击，来到毕拉河畔。

　　当时，山里连日大雨，毕拉河水猛涨，两岸悬崖陡壁，无处可攀登，抗日三支队过河成了难题。

　　这时，莫桂林向支队长提议：“我们可以扎木排过河。”在他的指挥下，战士们顶着倾盆大雨拿上自带的斧子和歪把子锯，放倒了几棵站杆杨木，扛到河边浅水处，用“王八柳”把砍倒的木头串在一起扎好，一个简易的木排就这样扎成了。

　　战士们把武器弹药和粮食用雨布包好，放在木排上，开始渡河。莫桂林叉开双腿站在木排中间，左一下右一下地用木杆稳住木排方向。暴雨还在下着，木排在激流中旋转。

　　突然，河的上游飘下一根尾巴上翘的黑色大木头，直奔木排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小莫用木杆推开河水中的滚木时，“砰……”一声沉闷的声响，木排剧烈地在波涛中摇晃，一股巨大的惯力把战士们和武器弹药掀翻在水里。机灵的小莫顺手紧紧抓住绳索，费了很大劲儿，战士们才把枪支弹药等物资捞上来。在惊险中，三支队总算安全渡过了汹涌澎湃的毕拉河。

　　渡过河后，抗联三支队的战士在林中的一个天然山洞里露宿了七天七夜，粮食快吃完了，可老天爷像一张撕破的大皮，不停地下雨，为了补充给养和了解毕拉河流域的日伪军情况，三支队冒雨向毕拉河支流西拉河鄂伦春部落前进。

　　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支队长王明贵查看唯一的一份伪满洲国地图，判断已到达西拉河附近。一路上大家穿密林、过沟塘子、草甸子，人马湿漉漉的，十分疲惫。安排好警戒，王明贵命令部队停下来，支起帐篷休整。因为连续下雨，木头都是湿的，怎么也点不着火，大家正一筹莫展时，莫桂林一声不响地把站杆杨木用斧子劈开，然后抽出猎刀把杨木削成细片，再用桦树皮点燃，看到篝火慢慢地燃起来，莫桂林和欢呼雀跃的战士们一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和猎狗的吠叫声，抗联战士迅速隐蔽，做好战斗准备。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五六只猎狗像射出的箭一样从林子里钻出来，逐渐向抗联战士逼近。紧接着，林子的空隙间已隐约能看到骑马穿狍皮衣背着猎枪的鄂伦春人。这时，莫桂林主动上前，挥舞着白毛巾，大声用鄂伦春语喊：“我们是抗日部队，是人民军队，我们是兄弟……”

　　只听一声口哨，猎狗停止了进攻，鄂伦春猎人端着枪走出了密林，警惕地注视着抗联部队。王明贵在莫桂林的翻译下，向这些鄂伦春人讲明抗日联军是打日本鬼子的，只是路过这里。鄂伦春人首领盖山是一位饱经风霜、耿直淳朴的汉子，他跳下坐骑，用鄂伦春语向自己的同胞不知讲着什么……随后，其他鄂伦春人下马把自己打的野物从马背上卸下来，交给了王明贵支队长，盖山首领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只要是打日本鬼子的军队，都是鄂伦春人的朋友。”双方很快解除了误会，友善地拥抱在一起。

　　1942年2月，抗联三支队在日寇的穷追不舍下步履维艰，还一度与鄂伦春讨伐队遭遇。莫桂林用鄂伦春语大声喊话：“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你们不要受日本人的欺骗……”对方顿时鸦雀无声，三支队悄悄从山顶撤离，在夜幕的掩护下转移了。

　　库楚河战役后，莫桂林随三支队一起转移到前苏联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