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然的审美情感从人体开始,人体也是自然,人类对自身身体的情感肯定是对自然的情感中最为强烈明晰的,食色,人之大欲。因而,人类在原始状态时会逐水草及食物而居,对自然敬畏尊重;在农耕时代食物需求得以满足,对自然有雅兴欣赏山水花鸟。而今天人类早已经丰衣足食了,对自然的情感反应非常的淡漠,反应在文学作品中的“杞人忧天”、“文人悲秋”、“天人合一”之类的都属有些不可理喻的闲情逸致了。

　　自古以来,道家的天地游心、道法自然;儒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释家的涤心畅神、豁达亲和。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审美都显得很成熟,对自然一往情深直接影响了历代诗人乐于把山水当作精神的意象和精神的家园,就是今天诗人的精神原乡也成为一个诗歌审美的焦点,一个诗人的人生价值观会影响到情感态度的方向和性质,使诗歌情感图景锐化明晰,张树方先生的诗歌正是这样,他作为一名大森林之子,他的一首首诗歌自然携带着大兴安岭的浓郁气息,大森林的浩荡之势,透过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来显示历史的足音、时代的风貌、生命的活力。

　　大兴安岭闻名遐迩,以它连绵起伏的山峦、神秘悠久的历史、美丽丰富的景物令世人瞩目,大森林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八万里兴安林海中蕴含的诗情画意为诗人驰骋才华提供了广阔空间,大兴安岭的自然风情是诗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高大挺拔的松树、婀娜多姿的鞑子香、展翅飞翔的雄鹰、自由遨游的鱼儿……,无不充分显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生态美学积淀,而山水的旨趣不在于客观描摹,而在于主观情志。张树方先生以最虔诚的态度做了抉择,他的诗歌是理性的、生态的、美感的、流动的……作品的思想性深刻而耐人寻味。

　　大兴安岭是“三少民族”生息发展的摇篮,很多山脉、河流、市镇都是以他们独特的观察视野来命名的,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原始的人性之美和生态之美得以淋漓的绽放,森林、海洋、草原……本就是生命的起源与最初的憩息之所,人类从大森林里走出又回归于大森林,实质上应代表着人类生存意识的自我觉醒,撇开浮躁去探寻生命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一种诗歌的生态美学观。比如《西里尼的记忆》(诗三首)中:“大雪覆盖着/暗流涌动的呼玛河/伊勒呼里山弥漫在/凛冽的寒风里,鄂伦春的撮罗子僦是蒙上十几张狍皮他难抵挡西山口吹来的/刺骨的寒气/即使燃起几堆篝火/即使喝上几碗烈酒他无法温暖颤抖的身体/于是从不惧怕寒冷的/兴安岭土著山民/给伊勒呼里山脚下的新林/起了一个/富有鄂伦春色彩的名字——西里尼……”

　　那么,这“西里尼”在鄂伦春语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宜生存”。一个自古就在山林里生活的游猎民族都认为不适宜生存的地方现在是大兴安岭地区新林林业局,据二零一一年统计,全区有人口五万余人,二万多户。这又是因为什么?

　　诗人在接下来的一首《老兵树》中做了回答:“太阳沟里的雾/在六月飘成晒里尼的云/一团团一缕缕/像抖动的真丝/慢摇在水洗的蓝空/风飞着花香/鸟在远处的林枝上啁啾/去年的鱼鳞松果哪也没走/在树下静静地/守护着老兵的梦……那近半个世纪前,战严寒斗冰雪/架桥修路的往事/没走的站成了纪念碑/竖立在烈士陵园”。从此,我们可知正是这些开拓高寒禁区的老兵们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今天新林人温暖幸福的生活,而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兵们他们站成了纪念碑、站立成了大兴安岭上的一棵树。

　　继而诗人在《母树林》中又说:“新林的太阳/湿润地挂在云里俄怀着虔诚的心/去叩拜我心中的山神——母树林。”接下来又说:“其实人就是一棵树/树就是一个人”。古人说:“文以载道。”那么,对于生态环境这一“大道”诗歌不可以不载,诗歌的生态美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趋势,对于率先觉醒的诗人来说更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张树方先生的诗歌从结构谋篇到风神韵致都在用自己的一颗诗心捕捉着这一重大的题材,一如他自己的诗句:“怀着虔诚的心去叩拜心中的山神”。他用他的笔饱蘸激情真实描绘着大兴安岭每一个历史转折之际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一种忧患意识。

　　当今,环境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两大主题,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与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所带来的巨大反差和负面效应,作为一名生活在林区的诗人张树方先生,他常常敏锐细致地发现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清醒地认识到了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逐步缩小和人类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这一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变化,这种忧患意识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他对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的热爱和对林区人民的深切关怀,他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写景咏物,这种意识表现得非常强烈,充满着对大兴安岭前途的关注,对以大森林为生存环境的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命运的忧心,,他以诗歌的形式发出了对于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的忧虑和呐喊,艺术地反映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必然联系,给人以生态意识的启迪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