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大火烧毁了他们的家园、让他们失去亲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黑色的记忆，然而他们愿意重新走进那段记忆，述说他们亲身经历的惨痛，因为他们希望这段记忆，让后人铭记。

　　他们——

　　亲历了大火带给人们催枯拉朽式的毁灭

　　见证了火灾的无情

　　他们——

　　把突如其来的灾难化为一份恒久的坚持

　　把难言的悲痛化为一份重建家园的力量

　　把锥心的疼化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们——

　　是我们走进那段历史的引路者

　　是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绿水青山的守护者记者手记

　　致敬！英雄的灾区人民

　　有一种力量，是希望的力量。

　　有一种精神，叫大兴安岭精神。

　　那种力量，坚韧强大。

　　那种精神，朴实感人！

　　在对“5·6”火灾亲历者进行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听到了太多火场上的感人事迹，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牢记职责，坚守岗位，冒着生命危险，舍弃自己的亲人和财产，奋不顾身去保护国家财产，救助逃难群众。

　　大火烧到西林吉镇北油库时，油库职工没有一个人回家，硬是靠人力保住了贮存着1300多吨汽油和柴油的油库，使32个油罐安然无恙。

　　漠河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李明久，在大火焚烧县城的当晚，一夜没有离开学校。第二天去寻找家人时，发现女儿已被烧死在逃生的路上。

　　阿木尔林业局蒙古族饲养员辛海清，在大火包围饲养场时用大斧砍断木栅栏，放出牛羊，当最后一头牛被放出后，他自己却没能从火海中逃出来。

　　在生死抉择时，他们把国家的利益摆在了最前面。

　　经历过失去家园、亲人痛苦的人们，没有陷入灾难的漩涡无法自拔，相反，他们迎难而上，奋力改变；他们变痛苦为动力，把对亲人的思念书写在灾后重建的现场。

　　灾后重建中，灾区人民从头开始，就像大兴安岭开发之初一样，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不怕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吃三睡五干十六”，全身心投入到恢复家园的建设中。他们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经受了严寒、饥饿、疲劳的严峻考验，用自己的双手重建起一座座绿海新城。

　　30年过去了，灾区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听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纵然时间流逝也将永不褪色。

　　听说大火来临，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带着新婚的妻子逃生，而是带上摄像器材，记录下这场震惊中外的火灾。当众多国内外新闻记者问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

　　“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本报记者车宇

　　1987年5月7日晚上6点，时任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在电视上声嘶力竭地做紧急动员：“所有男劳动力自带工具，马上到西山扑火！”

　　一对新婚不久的小两口正在吃晚饭，当他们看到电视里的动员令时，西山已经浓烟滚滚了。

　　“我急忙把怀孕的妻子送到一辆解放车上，就赶紧骑着自行车去单位取摄像器材，那天风特别大，鸡蛋大的石头都被刮了起来，房顶上的油毡纸也被刮得满天飞，自行车根本骑不动，我是一路走着去单位的。”时任漠河县广播电视局编辑部主任的孙晓光回忆道。

　　孙晓光拿到摄像机后就赶往火灾现场，拍摄到的第一个画面是以漠河县医院为前景，后面是冲天的火光和滚滚的浓烟。随后，他又肩扛重达50斤的摄像机往街里跑，可是刚跑出不到500米，就看不到前面的房子了，孙晓光意识到，大火来了。他马上折回单位放下摄像机，把录像带拿出来夹到衣服里就跑。顺着一条依稀能见的路跑了大约一公里，他看到一条河，不由分说就跳到河水里。5月的大兴安岭，河面上还结着冰，跳到河里他才发现，河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了。此时河两岸火光冲天，“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烧焦的动物尸体和建筑材料的味道充斥着每个人的鼻腔，孙晓光就这样和大家一起在冰冷的河水里浸泡了一夜。

　　5月8日凌晨3点多，火小了些，已经被接近0℃的河水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逃难者你拉着我、我拽着你，互相帮扶着从河里爬了出来。

　　浑身湿透的孙晓光踉踉跄跄地往单位走，一路上只见到处都是浓烟和火，仍然在燃烧的房屋、烧焦的汽车轮胎、噼里啪啦倒下的墙壁……“惨不忍睹啊！”孙晓光说，虽然当时在街上奔走的人们互不相识，但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一句：家人怎么样了？

　　回到单位后，孙晓光把录像带拿出来放在干燥的地方晾了两天，当晾干的带子放到摄像机里时，他冒死拍摄的火灾第一现场奇迹般清晰地再现眼前。

　　拿着用命换回来的录像带，孙晓光想到了失去联系的妻子。他拿着木棍，在烧死的尸体中找寻了五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妻子。“当时我心里真是害怕，就怕哪一刻突然看到妻子躺在地上。”孙晓光说。

　　然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孙晓光的脚步并未停歇。从5月8日开始，他就开始背着摄像机继续拍摄火灾现场的画面，哪儿有火情他就去哪儿。

　　5月9日，救灾飞机开始投放救灾物资，衣服、棉被、食物……此时，3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的孙晓光终于吃到了第一口食物。同一天，全国各地的媒体先后进入漠河县，因为掌握火灾现场第一手资料，孙晓光在拍摄的同时又兼顾接待各地媒体记者。

　　后来有人告诉孙晓光，在满归医院看到了他的妻子，他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当他赶到满归医院看到妻子的那一瞬间，夫妻俩抱头痛哭，此时距火灾发生已经6天了。

　　火场里扑火战斗的艰苦，作为记录者的孙晓光也同样品尝了。一天，拍摄完一个画面回到驻地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尼龙袜子已经跟腿上的肉粘在了一起，袜子被烧得全是洞，自己却丝毫没有感觉。“当年前线的扑火条件很艰苦，很多人都是用衣服、树枝扑打，没有任何扑火工具。”孙晓光说。

　　“开始我录现场是单打独斗，开着一辆大卡车听说哪儿有火情就往哪儿去。后期北三局成立了联合采访组，大家开始互相联系，联合报道。”孙晓光说。从5月7日到6月2日，孙晓光每天扛着50斤重的摄像器材跟随扑火队伍行走于各个火场，平均每天都要拍摄三盘录像带，获取了“5·6”特大森林火灾的第一手资料。

　　扑火、救灾、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直到灾后重建、抢采抢运火烧木，“5·6”特大森林火灾的每一个阶段，孙晓光都用摄像机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

　　铭记历史，才能警示后人。1988年，孙晓光编辑制作了一部名为《反思之光》的纪录片，现在此纪录片仍然在漠河“5·6”火灾纪念馆作为警示片进行展播。

　　当被问到当年火灾发生时为什么没跟妻子一起走，而是选择拿起手中的录像机冲回火场时，孙晓光说：“当时也没多想，只觉得自己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用手中的录像机记录下火灾第一现场是我的责任。” 如今，50多岁的孙晓光仍然作为一名电视新闻记者奔走在新闻采访一线。他觉得，一个人活着，就要活出自己的价值，记者这一行，他会活到老干到老，直到自己干不动为止。

　　30年过去了，孙晓光依然带着他心爱的摄像机奋战在新闻采访一线。 本报记者车宇摄

　　讲述自己故事的讲解员

　　 □本报记者常龙

　　在漠河“5·6”火灾纪念馆工作的讲解员马景春，一年要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解400多场“5·6”火灾的全过程，在过去的10年间，她一共讲解了4000多场次。

　　每一次讲解都令她眼含泪光，不少参观者都被她饱含深情的讲解所感动，但却很少有参观者知道，她自己就是当年“5·6”火灾的亲历者。

　　“5·6”火灾发生那年马景春14岁，记得那天风特别大，她刚刚考完期中试。下午4点多，天忽然暗了下来，太阳被烟雾遮盖了。当晚6点40分，街上一下子挤满了人，有推自行车的、小推车的，还有背包的……哭声、喊声、风声、汽车喇叭声混作一团，紧接着电也断了，措手不及的逃难开始了。

　　马景春一家人刚一出门就被逃难的人群冲散了，慌乱中，小景春上了一辆邻居家的大卡车，司机本想去内蒙古满归避难，可是火头已经铺天盖地，汽车不能出城，只能马上调头开往县城里的驻地部队大院。到了部队大院后，马景春回头一看，整个县城已经是一片火海，夜空都被烧红了，烟飘到部队大院，呛得老人和孩子咳嗽不止。5月8日凌晨3点多，天终于泛亮，马景春在废墟中呼喊着母亲的名字，走散的一家人终于又重新聚到了一起。

　　讲述当年的经历时，马景春不停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激动地对记者说：“惨哦，真是太惨了。”

　　马景春告诉记者，2008年刚到火灾纪念馆工作时，她经常讲着讲着就忍不住哭了，每当这个时候，善解人意的参观者都会为她递上纸巾，劝她不要沉浸在悲痛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改变了自己的讲解重点，不去渲染灾难，不将这种悲伤传递给参观者，而是重点讲火灾中的感人事迹、灾后人们重建家园的精神和防火工作的重要性，传递给大家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曾经有人对她说，你每天讲那么悲惨的经历，自己多难受啊。马景春却对别人说：“正是因为我经历了那段历史，所以我才更珍惜讲解员的这份工作，只有回顾历史，才能让人总结教训，让人们重视防火，警钟长鸣，不让悲剧再次发生。”

　　“5·6”火灾纪念馆讲解员马景春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解火灾中发生的感人事迹。 本报记者常龙摄

　　“油库一定要保住！”

　　□本报记者贾晓丹

　　张世新是1987年“5·6”大火的扑火英雄，参加了当年的漠河油库保卫战。

　　当时，张世新是漠河油库的更夫。5月6日晚上5点多，他同往常一样，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和另一位更夫交接班后就回家了。

　　“火，火，火来了，爸爸，大伙儿都跑了，咱们也赶紧跑吧。”两个小女儿忽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对正在吃饭的张世新一通喊。

　　张世新半信半疑地走出家门，只见漫天的黑烟已经笼罩过来，街上乱哄哄的，到处都是出逃的人群。他当即告诉两个孩子，赶快收拾东西，带上棉衣，然后到邻居家借了一辆小推车，把腿脚不好的爱人扶到车上，将爱人和孩子送到附近一个空旷山头上避难。

　　安顿好家人之后，张世新迅速返回家中骑上自行车赶往单位，等他到时，火已经烧到了油库门口。来不及多想，张世新立即投入到扑火战斗中。

　　大风卷着沙石，带着热浪，刮到脸上火辣辣地疼，让人没办法接近油罐。他转身进屋找了个洗脸盆，将盆挡在脸上，顺手拿起一把铁锹，按照领导的指示，赶去油库的最北角扑火。

　　油库最北角不远就是居民区，如果这几个油罐起火爆炸，那儿的居民区也就保不住了。张世新此时深感任务艰巨，他疯了一样用铁锹撮着沙子想把明火掩埋掉。可当时油罐30米附近都是半人来高的干草，油罐下面又有油迹，扑火难度太大了。他转而以最快的速度掩埋油迹、清理干草，一锹又一锹、一把又一把，张世新和时间、和大火赛跑着。然而大火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刚扑灭一个着火点，另一个着火点又复燃了，他就手脚并用，边掩埋边用手薅草，完全忘了疼和累。

　　从5月6日晚到5月7日清晨，1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油库的13名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岗位，以血肉之躯与火魔进行殊死搏斗。油库附近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油库保住了！

　　“当时只想着油库一定要保住，一旦油库爆炸就完了，什么个人安危、家人安全，真的已经没时间想了。”张世新的话语很朴实。“既然党选择了我，我就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身上的这份责任！”作为一名老党员，张世新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为了保护和抢救国家财产，他在随时可能爆炸的油库里，面对大火，一步不退。 现在，张世新已近80岁高龄，他同周围的老年人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生活不算富裕，身体状况也不怎么好，但他依然感觉自己很幸福，他说，那场大火虽然烧毁了他们的家园，却没有烧毁他们的意志，火灾过后，漠河人用不屈的精神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了。

　　如今，年已耄耋的张世新老人谈起当年的漠河油库保卫战依然记忆犹新。任喜财摄

　　火灾发生时，他的妻子正怀着孕，接到部队命令后，他毅然选择奔赴扑火一线，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我是一名森林警察”

　　□本报记者车宇

　　狂舞的火龙如风，如潮，从三面向全国最大的贮木场——塔河林业局盘古贮木场袭来。500米、100米、10米……越来越近。这时，一支橘红色的队伍冲进了火海，浓烟和烈火淹没了他们，只能听到风力灭火机的怒吼。高热和缺氧撂倒了一个又一个橘红色，可即便倒在地上，他们手中的灭火机依然怒吼着，依然在工作着。他们就是这样与火魔展开拉锯战，打开了一道又一道缺口。

　　经过5月7日、8日两天艰苦的战斗，盘古保住了。

　　当地老百姓捧出了陈年老酒，拿出了家里舍不得吃的笨鸡蛋，给这些身着橘红色扑火服的森警战士们吃。而这支橘红色的队伍，因平均年龄不大，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孩儿敢死队”。老百姓说，没有森警官兵，就没有盘古老百姓。

　　说起1987年“5·6”特大森林火灾中的“盘古保卫战”和“红孩儿敢死队”，时任武警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支队一大队二分队分队长的高义森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高义森说，1987年5月7日，武警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支队接到武警大兴安岭地区指挥部命令，要求迅速出兵，到塔河县待命，随时准备参加扑火战斗。

　　当晚7点多，一大队的100多名官兵紧急乘车赶往塔河县。到达塔河后，天还没亮，一大队二分队、三分队又被调往盘古林场，在扑火前线指挥部待命。

　　到达盘古后，我们二分队和三分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保护盘古贮木场，一部分保护家属区，一部分保护武器库。当我们进入盘古时，只见大火犹如脱缰野马一般，呼呼地嘶鸣着，火头高的有三四米，低的也有1米左右，疯狂地向我们扑来，但战士们没有丝毫畏惧，直到扑灭一个火点，才发现身上的扑火服都被烧焦了，裤子也被树枝刮得像草裙一样。眉毛被烧焦了，手上磨起了水泡，脚上起了血泡，而每个人的脸上除了牙是白的，都变成了黑色。”高义森说，大家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发现队伍里少了一个人，回头一找才发现那人累得在路边睡着了。

　　正是因为有了森警官兵钢铁一般的意志，有誓死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信念，才赢得了“盘古保卫战”的胜利。他们的勇敢和付出，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那一年，武警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支队一大队荣立集体一等功，高义森荣立黑龙江森警总队个人二等功。

　　6月15日，一大队二分队的官兵又被调往西林吉林业局富克山林场继续执行扑火任务。而此时，高义森的妻子已经临产。在部队的命令和临产的妻子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因为他是一名森林警察。 如今，57岁的高义森仍在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从事森林防火工作，他说：“我热爱大兴安岭，热爱这片绿色，我要用自己的一生保护这片大森林。”

　　高义森在飞机上为航站的年轻人讲解我区防火航线分布图。 本报记者刘迪摄